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元年”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是指国君即位的头一年。“春”字是什么意思?是一年的开始。“王”指的是谁?是指周文王。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因为是周文王时所订周历的正月。为什么说周王朝的正月?是因为天下广大而统一。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对于隐公为什么不说“即位”?是为了成全隐公的意愿。为什么说是成全隐公的意愿?因为隐公准备把国家治理好后再归还给桓公。为什么还政于桓公?因为桓公虽然年纪小,但地位尊贵;隐公年纪大,但地位较低。他们的地位高低相差很小,国都里的人也不知道。隐公年长又贤明,大夫们都推举他,立他为国君。隐公要是在此时辞让而不即位,就不知道桓公将来是否一定能做鲁国的国君了。况且如果桓公立为国君,就怕大夫们不能辅助年幼的君主。所以总的说来,隐公做国君是为了桓公将来能做国君。隐公年长而又贤明,为什么不适合登位?因为立正妻的儿子是立年龄最长的,而不看是否贤明;立偏房的儿子是立地位最尊贵的,而不看是否年龄最长。桓公为什么地位尊贵,因为他的母亲地位尊贵。母亲尊贵,为什么儿子就尊贵?儿子因为母亲而尊贵,母亲因为儿子而尊贵。
这篇文章采用问答的形式对“元年,春,王正月”进行逐层的剖析,阐释了经文中所蕴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思想。文章通过“隐公摄政不即位”的这一历史事实,阐明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宗法制度和正名思想。文章跌宕起伏,全无说教之沉闷。
按惯例,《春秋》记述鲁君即位,都有在其即位的首年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九字,但记隐公即位,却只有“元年,春,王正月”六字。本篇旨在解释这种书法体例及其原因。前半部分讲体例时,先释“元年”,次释“春”,最后释“王正月”,重点在揭示“王正月”三字所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意义后半部分解释不书“公即位”的原因:
一是为了成全隐公的本意,因隐公摄政,并无当国君之意,只是想借此把鲁国治理好,当桓公长大后便把政权交还予他。
二是隐公之所以接受诸大夫的拥戴,自有其良苦用心:桓幼而贵,自己虽长而卑,这种情况国人是不太清楚的,一旦自己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如果立桓公,则又恐诸大夫不能拥戴幼君,所以他之立,实为桓而立。既是为桓而立,当然不宜书“公即位”了。
三是说明为什么隐长而贤却不宜立,原来按宗法制的规定,立嫡子只以长而不以贤,立庶子则凭借其母亲地位的贵贱而定。桓公当立是因其母贵,而隐不宜立则是因其母贱,所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以上两部分所作的解释实际上反映了儒家尊周大一统的思想以及亲亲贵贵的封建观念。
文章在写法上是先引《春秋》经文,然后逐句作问答式的解释,一问接着一问,流淌着一股穷追不舍的气势,直至把所要发掘的所谓微言大义揭示出来为止。其设问的形式也灵活多变,有“者何”“孰谓”“曷为”“何言乎”“何以”等各式疑问词的组合。但由于过分追求所谓的微言大义,就难免生出牵强附会、词繁意复等瑕疵。如解释为什么不书“公即位”三字,《左传》只用了“不书即位,摄也”,以一“摄”字来说明,文简而意明,也符合《春秋》作者原意;而此篇则衍生出了许多文字,且未必皆是《春秋》作者之意,这也是读者应注意的一点。▲
公羊高,旧题《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战国时齐国人。相传是子夏(卜商)的弟子,治《春秋》,传于公羊平。《春秋公羊传》最初仅有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及齐人胡母生,才“著于竹帛”,流传于世。《春秋公羊传》,亦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着重阐释《春秋》之“微言”、“大义”,史事记载较简略。